秀美的祈祷

耶稣，马克思，凯恩斯是三种革命家的典型。他们都是从正统的古典教育中脱颖而出的理论大师，耶稣认识到了犹太宗教中固有的缺陷，但他不相信是这种宗教理论体系本身的弊病，而是人性论的方法论上在某一个进化阶段误入歧途，他对犹太人作为“天选”种族的先天优越性深信不疑，既然这种宗教首先是他们的性格的产物，而且也是由最伟大的导师代表他们与上帝签订契约的成果，就一定不可能是宗教本身将人性变坏了，综上所述，人性与宗教都是纯洁和完美的，旧体制就不需要纠正，如毛主席所说，“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具体工作上存在缺点，它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这就是宗教领袖和革命导师所常犯的主观主义错误，革命家的性格和命运特征是，他们必须一贯正确，才能持续地去打碎旧秩序，如果他们发现路线有问题，缺点变成了主要的，修正主义取代了原教旨主义的领导地位，革命就要失败，那么即使他要击溃的那种旧秩序从根源上错的更离谱，弊害比革命纲领更大，他也没法说服信徒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因此不管革命家主张的具体是哪一种理论，在革命的方法论上都不允许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尽管在宣传上还是要公开引用列宁同志的话，“革命家也有错误”，但在实践中，犯了错误的革命家还要继续革命，并将错误进行到底。马克思没有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所以他在理论和理念上始终保持着纯洁，而耶稣自己应该也认识到，一旦弥赛亚革命被发动，他为了维护旧宗教的纯洁与当权者的对抗，以及对抗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对旧宗教的反叛，不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和观点而停止。耶稣说过，“我来是带刀剑和战火给你们，而不是和平”，以及“革命将把你们的父母兄弟置于死地”，他已意识到这场革命只可能有两种后果：一是犹太教恢复纯洁，但在样式上将有所改变，甚至某些核心教理会有触动；二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民族宗教的彻底分裂。历史证明这两种结局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验，旧的民族宗教几近消亡，而与现代潮流融合，少数原教旨主义者沦为边缘人群，成了世界公民社会中的怪物；从犹太宗教里分离出了虽带有民族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就以普世化为目标的“基督教”，它借鉴了一些原来的样式，但他的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道德内核已经与摩西创立的民族宗教相去甚远，并且在历史上体现为大规模武装入侵和商业殖民的十字军东征和对新旧大陆农耕文明的殖民掠夺，这些贪婪和残暴的行径在本质上都是对基督教“绝对利己主义”世界观的坚强实践，如果说现代犹太教仍然是狡诈变通但亦不乏教条的民族宗教（它兼具了变通和刻板），则基督教就是彻底商业自由主义的普世宗教，这种去民族性的特质使它不再具备宗教内省和道德修养的功能。

凯恩斯的头脑是十足冥顽不灵和古典化的，马克思在哲学上是比黑格尔更偏执的形而上学，但他们最后都与古典传统分道扬镳，而且比耶稣走的更远。凯恩斯一面想与古典学派彻底决裂，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想以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自居，把当时那些最顶尖的经济学家笼络到自己的学派里来。他的主张对“旧宗教”反叛的比较彻底，而且也是对自己早年工作一次“总结式否定”，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货币与就业理论，则货币自在的一般影响就不能与就业孤立起来，货币的本体论也就破产了；而以不发展的眼光看待价值理论和失业问题，那他与古典学派主张的的东西又没有大的革命性创造，这与马克思主义在纯理论方面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如出一辙。凯恩斯正是对自我原有的古典主义倾向的修正过程中 – 他广泛争取了古典学派内部一些异见者们的建议 – 实现了对旧宗教的“革命”，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不再是按照其自身的内部规则和逻辑，自在自为地运转着，并反过来影响社会文化和道德，同时支配了政治决策，而是将经济生活视作政治决策的机械后果，这明显是从古典学派中根深蒂固的反自由，并倾向于经济调控的观点中发展出来的，根据辩证法，调控是自由贸易之观念的先天对立物，二者互相创生，扬弃，和逆转。凯恩斯不但相信经济生活是可以人为控制和随时施加影响的，还主张它最终要被纳入集体决策和宏观调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