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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共和之梦的反抗者---CC致宝秀,三连发第二封
燕赵秦 发表于 2008-12-20 23:59:32
卿览:
卢梭获得名望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激进的段落和句子都能方便地被有野心的人利用,他生活在资产阶级全面崛起取代旧贵族的时代,新出现的世族集团正在接管国家权力,欧洲已是这些人的囊中之物,他们所缺少的仅仅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推翻国家的借口,不过就是争夺大义名分的老把戏。世族政治的核心是,每当权力交接的关头都需要制造一个体制革新的假象,我们都很清楚,获得大义名分最有效的手段是让平民误认为政治能够立刻被“革新”,新势力能帮助中下阶层的人获得更多权益,贵族特权将受到遏制,看看最近三千年的历史就能发现,你们每一次都干的很出色,人民拥护你们,贵族崇拜你们,把你们,和你们代表的家族,世系视为民族的救星,你们就可以借平民之手,以国家和法律的“正义”之名轻而易举地铲除所有胆敢挑战贵族特权的人。在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一度遭到信仰多神教政权的迫害,但是新兴贵族,以及旧贵族中一部分有远见的人很快发现教义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标榜对平民很有煽动性,因为规定了必须是在上帝面前才能获得的人的权利,故而以受膏者,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自居的“宗主”们就自然而然的居于平民之上,基督教宣扬的其实就是忠君思想,一种不改悔的,无条件的愚忠,将人的权利,尽管在理论上它是从上帝那儿得到的最基本的权利,自觉自愿地献给宗主---国王或诸侯,这一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寄亲寄子”的法律受继关系在规定了贵族统治的合法性的同时亦不与“天赋人权”的教义冲突。所以尽管在形式上基督教的欧洲帝国仍然通过蛮族入侵,以暴力推翻奴隶制普世罗马帝国得以建立,但考察其实质也不过是温和的内部革命,是旧贵族向新兴世族集团妥协的政权让渡,旧世族不可能被任何形式的革命摧毁殆尽,日耳曼系统的欧洲基督教帝国在形式和内核上都依然是北欧蛮族和地中海文化圈“广义罗马民族”的联合政权。
欧洲从来没存在过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所谓“不会有比奥勒留皇帝治下更好的帝国”,然而奥勒留作为古代社会最理想化的“哲学家帝王”本人在骨子里却是个共和主义者,他相信唯有共和制才能让他的人民获得永久的,不可被侵犯的幸福,这一理想在实践中的最高表达也不过是美满的贵族专政,因为无论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资源都掌握在世族手中,平民通过将部分或全部权利“寄送”给权力者而得到相对的物质和精神的自由。完全的,任性的自由只存在于远古社会的自然状态之中,“绝对自由”的概念与“文明”永不相容,国家的概念本就是“权力(权利)的联合”,形成国家和民族的前提就是要求国民自愿放弃作为个人的一部分权利,从而获得国家整体感赋予他的更大权利,国家提供给每一个人法律和武力保护,提供给他受教育和缔结合法婚姻的权利,这一切都是作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人所不能获得的,人本性中的社会趋同感,或民族责任感一再提醒他必须放弃上天赋予他“自由意志”的一切附加条款才能被文明社会认可接纳,才能在任何国家体制中生存下去。这才是《社会契约》的本质,所以一旦产生推翻国家的想法,实际上意味着他撕毁了与社会缔结的契约,与他的民族和国家决裂,康德认为“除非他成功了,否则就是不义的”,我的看法是“反对国家即是不义”,因为作为与国家缔结契约的个体无权在擅自废除和社会缔结的契约后宣布国家的存在为“不义”,否则就成了强盗逻辑了,从家庭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反对一个已经赋予你如此多的广泛权利并且尚未得到任何回报的“主权的承担者”,无论它在你看来国家是否配的上回报,你的做法都只能被定义成“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一个连生养他的国家都要反对的人,还能得到任何人的信任吗?
至少在形式上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夺取了政权,就像他们的野蛮人前辈所做的那样,依靠的也无非是当年基督教使用过的“人人平等”的夸张口号,强权习惯支付根本没有兑换前景的空头支票,作为标榜,竟能不计后果地宣布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这类声明当然会为日后的“二次革命”埋下隐患,所以美国那样畸形的国家是迟早要完蛋的,因为只要《独立宣言》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人民随时有权推翻不能代表他们意志的政府”,在政权强大时贵族与平民尚且能相安无事,但它经受不住来自暴力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冲击,当他衰弱的时候就会被外国势力或暴民席卷。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宪法赋予民众某种足以推翻它的特权---在某条修正案或补充条款中隐藏着这样那样的暗示,地球上就不可能再合法地存在任何形式的政府,理由是,就像贵族无权任意剥削和残害民众一样,民众,无论其数量多少,也无权提出推翻现有政权的主张,贵族特权被限制在“公众意愿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这在社会契约缔结之初就已具备法律效力,那么同样的道理,当革命被激活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未必接受针对保障他们利益的国家的暴力活动,革命者不能代表所有阶层的所有人的意愿,既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暴力行为能赋予他们比从政府那儿获得的更大的利益,革命者就无权说自己“代表了公众的意愿”,革命当然就是非法的。政权的批评者不能单方面指责国家不义,更无权将他们擅自规定的“自由”强加给其他安分守己的国民,像卢梭主张的,“强迫人民接受自由”,被强迫灌输的根本就不是自由,更不是民主,他从心底里反对民主,他在骨子里就是个崇拜专制的暴君,我还要重申一遍,在没有遭到其它国家威胁的情况下,依靠暴力获得的“自由”只不过是对专制的标榜,是对共和精神的无耻背叛。
我党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拯救了中华民族,你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所以我不想再听到你对我党的任何批评,我不想再听见你那些异想天开的改革设想,“智者”不该是个爱抱怨,爱发牢骚的人,你必须无条件抛弃你那些偏执的念头,和我,和你的兄长在理想上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你觉得不忠不孝之人能承担社会改良者的重任吗?你无权否认现存制度,你无权挑战现存秩序,你无权质疑国家的正当性,你早晚要继承这一切,你命中注定要成为秩序的捍卫者和规定者,所以结论就是,你不该再继续反对你自己,懂吗,我的公主殿下?
当你坐在今天反对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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