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美的祈祷

卿览：

共和国并不见得是最好的国家形式，甚至按照斯宾格勒的有机历史学观点，它也不总是优于帝国或采邑国家的制度。就像任何一种国家体制都有其特色的腐败形式一样，共和国的堕落风格更让人瞠目结舌，它简直就是丑陋人性和恶魔智慧的展示舞台。

共和主义者声称比其它国家体制更进步的最重要理由就是民主，一种无差别的全民参与性使各个阶级充满生产的热情（社会契约），但正如共和体制诞生于小国寡民之中，庞大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行政体制让“全民参与”这个口号变得非常可笑。瓦片放逐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公民投票在失去可操作性2000多年后再度损失掉其目的性，我们日复一日地“选举”那些我们并不熟悉，使我们无从考验才能和德行，也无从直接影响过我们生活的候选者为人民的主宰。比封建国家更加被动的是我们连呼喊“皇帝万岁”的机会也没了，因为共和国的掌握者极少抱着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的觉悟来捐献自己，而且英雄也迟早要下台，如果他可以提名接班人选举制度就成了帝制的幌子；如果他对后继者的选择毫无影响力，我们就面临着不得不“选举”一个无能之辈的尴尬。那么执政者究竟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指定，或向人民推荐一个继承者呢？

先越过这个问题，因为共和主义者对君王选举的严密和公正性信心十足，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没眼光到选举一位小布什或萨达姆之流的白痴和疯子出来领导自己。

议会共和有很多种玩儿法，“流氓共和”是英雄或狂人崛起的温床，过于标榜民主，开放，自由有时候不太妥当，因为国家的权利不只对善良老实的公民适用，我们总是要和野心家共享“长江天堑”---长江天堑从来没起过作用，前者对他们的权利感到麻木，后者显然更多去利用那些权利，于是国家成为这些精明人士的囊中之物。选举是财富和力量的较量，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党魁只需要10万注册党员就非常有希望成为共和国皇帝。社团是党派的基础，可以平行发展，或者党派由社团进化而来。资本主义时代和古典时代是社团统治的黄金时期，古典的“大棒主义”为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化提供理论支持，社团和党派的区别是微妙和微小的，前者保留更多原始的集会精神，社员拥有共同的理想或经济利益，他们也大多属于同一，或接近的阶级，干部与揸Fit人更多采用“寄亲寄子”式的类似家庭关系来领导社团。社团不但是精神上的统一团体，也往往拥有共同的事业来支持其行动上步调一致。党派多采用松散管理，党魁和干部只有和党员再重新建立工作上的领导关系才拥有一定约束力，成员缺乏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联系，他们的出身和所处阶级也千姿百态，党派内部的寄亲寄子非常罕见，精神上的联系随时被经济利益所强化或弱化。我党拥有党员7000万，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一旦我们不再执政这个数目会锐减到何等不堪的程度！即使没有大范围的退党，我们也不可能天真地认为自己仍然是个拥有广泛统治力的实体---有几个党员愿意为支部书记无条件的出生入死呢？

在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后要考虑的只是如何赢得每一次大选，罗马共和国末期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职业---拉票人，他们不是真的去“拉票”，而是建立一种类似于批发市场的选票购买机构，就像选秀节目的职业“刷票人”一样让民主活动成为金钱交易。选秀活动的成功证明它同样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当虚无缥缈的“自由”带来的纯精神愉悦可以兑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的时候有人会看不过去吗？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吗？如果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们也能偶尔赏赐给群众一些甜头尝尝，它也就比家族继承制国家更容易让人期待和满足了吧！

买选票很方便，但仍然会在国家形势不太乐观的某些时期受制于人，比如物价上涨，劳动力贬值或股市崩盘，人民就会趁机敲竹杠，把反对党作为哄抬选票价格的筹码打出去。为了不让社团陷入财政危机，免予破产，“大棒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它是古罗马共和体制的精髓所在。打击反对派元老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直接的还是按社团的规矩办事，让他“永远开不了口”。当我们已经没钱了，人民摇摆不定地等待向出价最高的党派出卖他们的选票，而反对派候选人又不时出来挑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公共场合砍了他。罗马法始终纵容执政官用他的12条大棒解决掉任何僭主，他也能将这一权力移交给支持他的民众，暴力免除了任何繁琐的法律形式，避免了高消耗的政治斗争，“人多声音大”是不变之真理，只要宣布我们多票当选，人民才不会在乎我们的人刚刚在图拉真广场砍死几百人。

元老院，即议会是执政党派的约束力量，但这些人同样能被收买和勒索，不排除他们中间有正派不爱钱的“若叶”，但他们也会对“杀你全家”的威胁无动于衷吗？斯大林是个深通此道的“大揸”，把所有反对者都宰了就没有反对者了，没有反对者的社团就是正义的社团，它的统治就百分之百正当，这就是他的逻辑，不但杀人全家还让他们遗臭万年，这足够有威慑力了吗？

“资本主义必将孕育出帝国主义”，这其实是由追求利益的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当一头羊被喂肥了它就要求吃更多的草料，如果分给大家都是有份的它为了生存就要抢临槽的食物，因为它足够强壮所以总能的手；抢光了草就只能把其它羊也吃了，于是它成了狼。同样，共和国也可能成为帝国，这和它叫怎样的名字无关，这和它遵循怎样的主义也无关，它的主义只要求能养活所有的公民，它必须是服务于要求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指导国家前进的“理想”。

被门阀和财阀统治的共和是资本主义的，当后者要求更多政治权力所采取“军财抱合”时就成了帝国主义；消灭，或领导了一切反对党的共和是社会主义的，当前者面临生存压力而拒绝向人民“大政奉还”时也就是帝国主义。两种革命的相通之处是都需通过，只能通过，流氓的和暴力的共和来实现，在它高明到能不被人民发现国家体制已经变化后就完成了从共和到新帝制的转化，如果革命催生的帝制也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暴力革命不可能由“非英雄”来承担，当人民已经丧失了选择权，或愿意用自由换取荣耀，他们也就不会在乎送给革命者一个比“皇帝”更响亮的独裁者所专用的称号，这一称号与时代精神和民族需求的契合度是极其惊人的，它不可能背弃---在形式上背弃建国理想，所以有些历史学家也许会把革命的胜利误认为是旧制度辉煌的顶点。评判一种主义的价值，这可能只有在这种主义及其价值消亡数百年之后才是现实的。

超现实的共和                                            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