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美的祈祷

新疆的香料产业注定只能走调控路线，它要被合并进区域型计划经济体制里。香料并不是特别有用的物资，它作为“奢侈品”只能是供给驱动型的，而且我们怀疑香料的产业规模能否产生足够大的正乘数效应，以薰衣草种植为核心搭建产业链，从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如果它不能创造稳定的品牌价值，不能将资源和销售集中起来，它就对形成区域经济体系没有多大贡献。法国人生产品牌，新疆人生产的只是农产品，薰衣草原精的市场价格相差百倍，这也是现代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利润差距，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份额之所以能超过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业，是因为前者可以创造消费，它控制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也就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在老加图那样的理性人看来，奢侈品都是不必要的，只有农业才是最高贵的生产活动，制造业不算体面工作，服务业是只有奴隶才会从事的低贱职业，但狡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明，并重新解释了“区域经济”的概念，这个词的意义是古典的，但价值是纯粹现代的，亚当斯密对区域经济的看法是，城市之所以能够无限剥削农村产品，是因为占据着区域经济功能中心的城市商人集团可以肆意扭曲价格，它表现为行业工会组合或“价格同盟”。不管农业生产需要多少技术，它在本质上仍属于体力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使劳动产生高附加值的其实是单纯的思想活动，这才是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在真实的经济活动中根本不存在所谓“边际效益”，它只是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扭曲价格搪塞劳工和农民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已经基本解决了价值问题，尽管他的理论原型和分析方法都脱胎于古典学派，但对价值形成的解释与庸俗派是根本对立的。与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的妄想相对应的，是作为纯思辨产物（对庸人来说就是消费诱导）的高附加值既可能在短期中提高就业率，也可能在长期中表现为价格的，因而也就是投资的泡沫，这又取决于奢侈品的需求偏好能够流行多久。国际市场对精加工高档品牌香水的需求，可以认为必定是个长期的需求，所以它能持续保持品牌价值，它可能占到总价格的9成以上，比如一瓶粗加工的薰衣草香精在产区只买十块钱，而同一种原料精加工而成且具备品牌效应的高档法国香水则价值上千欧元，是广告，名人效应，部分由于精加工的技术手段提升了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它与供给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的近似值，诱导消费的开销会被古典学派计算进生产成本，被现代区域经济学家计算为交易成本，而被调控经济学家一概视作对富人征收的“奢侈税”，即否定由消费诱导产生的高附加值的本体实在性，与粮食价值相比，薰衣草香料制品额外增加且仅能由富人消费的那部分价值，就属于政策性的财富再分配，如果这个政府是高效和公正的，一切形式的奢侈税都将以转移支付的手段流向穷人，所以香水和橄榄油都可以当成国家福利工程的组成部分。

要知道，区域经济学尽管只是在最近三十几年才突然发展起来，但它作为经验技术最迟在罗马共和后期和帝国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宪元首制共和国堕落成君主制农业帝国以前，罗马是地球上区域经济部局最好的国家，西班牙，高卢，北非的粮食和橄榄油种植，与高卢，意大利，埃及的手工业形成行省贸易。在意大利本土的资本主义退化回大地产农业且手工业彻底萧条以后，它仍能以首都的政治资源交换行省的粮食和工业品，从而维持住与北京，天津相近的依托政治资源的商业城市地位。天津的政治资源匮乏后，其经济实力由内陆贸易恢复，这借助于铁路建成后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由需求型转型成供给与需求结合型区域经济并得到发展以后，其“向后联系”进一步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新疆的薰衣草种植业要想得到发展，也必须走区域经济和宏观调控的道路，在技术改进和品牌形成之前，其供给依赖的结构暂时无法改变，军队搞屯田尚可，它可以在经济转型之前为加工业供应原料，但它无法胜任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和技术研发，市场推广也必须外包给专业机构，军队那部分市场份额最后要以股权的形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者最终形成专卖。在投资和生产力高度集中以后，按照政治哲学与价值规律相结合的原则，就需要用托拉斯工业将种植，加工，市场，城乡管理，军队供给等方方面面的权力和资源统筹起来，可以预见的是从中能产生暴利，并且凭借强大的资源和资金优势垄断薰衣草香精市场，它的产业链能创造大量的就业，贡献巨额税收，促进民族和睦，信任，融合，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全面巩固了中央对新疆的控制。

GDP，国民生产总值是个不那么有说服力的量，它是现代人理论革新的产物，但经济学纯理论部分的很多概念和定义与实际经济生活关系不大，计量单位不是实用经济学的必要参量，而且很多商品也不能做数量化的对比，或者它们之间的价值对比取决于心理因素，随着时尚或信用的改变，成本，价格，劳动等参量都会不同比变动，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个量的计量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能取近似有效值，而且准确的那部分取值往往还是无效的，而衡量其为有效或无效的价值产出，要么是个长期工程，要么还是取决于时尚性的价值偏好。像中国这么庞大和复杂的调控型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既无法计算，又不能当做衡量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计量单位。我们衡量“政绩”的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民生的改善，这在客观上有一定道理，受技术所限，民生之改善与否和改善程度，要比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似有效值”更为抽象和不可捉摸，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集权主义的担心在这里体现得最有远见，极为正确，既然个体将改善公共福利的权力和义务授予“集体”，使一小撮人掌握了凌驾于公共意志之上的更高的专制力，并且在短期内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它就只能，而且有权决定，让哪些人在经济政策中“主要受益”，这就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必须屈从于价值规律，他们具备了资本，资本家的义务是扩大投资，其被动效果是同时，不同比扩大生产，消费和就业，也许还有物价水平，这与古典学派的设想差别不小，生产率提高了，资本扩大了，物价水平反而会上升，即通货价值缩水，原因是，不是所有资本家都会考虑资本的扩张幅度是否能被有效需求所消化，过大的投资中不能立即转化为生产和产品的那部分可能会变成通货膨胀，根据计量标准的变动，这部分通胀又可能被当成增长了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近似有效GDP中重复建设和面子工程的部分无法得到有效清理，这就会极大地扭曲GDP的价值效应，使它沦为无效的参量，而且如果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价值生产都归于政府行为，资源和收益向少数人集中，人民就不仅不能从GDP有效增长中获得实惠，反而会承担过度过快增长的主要不良后果，这些负收益明显是寡头们刻意转嫁给劳动者的，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税”，即国民经济增长越多，越快，除先富起来那部分人以外的大多数，反而有可能越来越贫穷。

这里还存在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有人主张经济学也是形而上学，那好吧，如果你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指‘非经验决定论’的智力行为，那么即使在保留数学地位的情形下，现代经济学也的确比古典时期更像形而上学！），就业率与总产值不是同比上升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就业扩大后，总产值一定上升吗？它有点儿类似于，GDP暴涨和稳定长期增长哪一个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体现为两种函曲线）？在纯经济学中，就业率与总产值之间一定存在着指数关系，若把同一个问题放到社会学里去理解，则就业率与总产值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就是假的，有很多情况可以扩大二者间的逻辑或然性，比如不合理的工资和管理制度，资本折旧费用，失业，非自愿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的界定和判断等等，即使它的方法是经验论的，它的指数关系仍是可疑的，但它未必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结构缺陷，而可能我们的数学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不管归咎为资本的异化，还是劳动的异化作用，随着总产出的上升 – 按照古典理论就业率也将上升，资本报酬会越来越少，表面上这个结论与就业上升，扩大投资，追求更大利润的结论相反，你可以把它看做是资本回报率的长期投资，即先牺牲一部分短期的资本回报，使生产规模得到扩大，则预期的总需求也将扩大（注意这在社会学中还只是个形而上学假设），就业增加带动的长期消费规模扩大抵偿了短期内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损失，总需求再反过来刺激更大的供给量，剩下的疑问就是，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它能最终达到充分就业吗？或者说，金融危机才是这种双向刺激的必然后果，从而限制经济总量的无限增长？那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的进化有一个“尽头”？

古典学派主张总供给价格等于总需求价格，即假设存在着充分就业，也就是在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之外的失业率是0，即使这种不幸的供求相抵的相对稳定状态真能成立，它的经济后果也只能是激起某些寡头更大的贪婪欲望，因为这意味着不管如果提升有效需求，就业率也不会再上升了，而就业的凝滞当然意味着区域经济的消费潜力已被挖尽，但正如商品的生产者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商品而扩大生产（但不排除消费商品的偶然行为发生），资本家获得利润之后也只将少部分用于消费，多数还要用于积累和扩大投资。受雇者是劳动的奴隶，资方是投资的奴隶，他们都不能超越经济规律之上控制生产与投资的欲望，因为它不能被归结为“欲望”，而是更机械，原始的第一驱动力。资本家受这一驱动力作用要不断扩大投资，也就是在边际负效应能担负的限度内增加就业率，而工会的功能只能是在保障已就业职工利益的同时，扼杀掉潜在就业可能，那些人通常会沦为非自愿失业者，而在国际通行的失业救济办法（失业后继续支付工资，免费的再就业培训，由原企业负责推荐工作）的作用下，很多非自愿失业会与摩擦性失业混淆，企业自发的救济措施可能反倒会增加失业率，而无助于消除非自愿失业。我已经论证过，通过剥夺剩余劳动获得利润有多不可靠，更稳妥的方法是扭曲产品价值，这体现在总方程上就是令需求价格始终高于供给价格，从操作可行性与持续性上看，这是能稳定地产生并获得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在强调劳工对生产的贡献，然而根据帕累托法则，劳工的劳动是被动的，它更像生产工具，而并不体现生产活动本身的价值，体力劳动和机械的脑力劳动即“低增值劳动”，我们主张，超过八成社会价值产生于创造性脑力劳动，其中也包括了投资，资本家的巨额投入不是为了吃利息，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社会生产的唯一源头，单纯由脑力支配的投资行为就等于创造性劳动过程，它作为生产之“本体”，理应获得绝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庸俗化的描述就是，没有投资就没有劳动，因为受雇佣者得以参加劳动生产的全部生产要素，都是由资本家提供的，为人类劳动提供自然生产要素的那个人，被我们尊称为“上帝”，但上帝并不是社会经济的唯一支配力量，因此我们若执意将提供社会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尊奉为“众神”亦不稍显唐突，对他们更一般的叫法是“资本家”。

工人既不能影响供给价格，又不能干预实际工资水平，所以工人们联合起来的组织 – 工会 – 的作用就只是为更多人加入劳动队伍设置障碍，工会唯一能做的是通过谈判提高货币工资，但由于生产要素和销售都完全控制在资方手中，资本家就可以相应地提高工资商品价格，形成人为的，局部的价格调控，商人联盟还能对政府的货币政策施加影响，从而使实际工资的降幅超过货币工资的涨幅，继续获得稳定的剩余价值。其政治后果是，既然生产多少商品，提供多少就业岗位都由商人说了算，加上凯恩斯主义的推波助澜，政府就一定会在经济衰退期优先，重点扶持资产阶级，给企业提供免税，为高管提供高工资等经济特权。金融危机中投资和货币的缩水，其本质是劳动价值的缩水，从而不管你有没有工会，失业率都将上升，而只有技术改造和投资的扩大或回升才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在职劳工挟持工会趁机抬高，或抵制降低货币工资就会使失业率上升，甚至企业破产，因此不管这个国家自称奉行何种制度，它都绝不会优先考虑在职工人的利益 – 他们无法使总供给或总需求之任意量回升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只有扩大就业才能使总收入上升，更高的就业率无疑会提高总需求，而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不是供给不足（供给崩溃是社会主义的隐患），而是盲目的投资扩张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它的潜在生产力远远超过总需求在任意市场条件下可能的增幅，在总需求无论增加多少都近似地可以被满足的理想条件下，增加就业必定使总供给增加，这个国家能够创造的财富总量也就实际地，而非表现为通胀泡沫地获得了增长。

新疆节水的成本非常高，沙化面积已经很大，农业引渠灌溉需要经过沙漠地区，蒸发和渗漏损失严重。总结起来无非分成技术和管理两大节水体系，成本高主要体现在技术型节水上，全自动控制的滴灌技术与中央空调的技术成本和效率差不多，但也很费钱，先期投资和维护成本都比较高。而且就像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央调控经济的误解，引渠灌溉虽然是仅限于技术上的统一管理，但正如哈耶克担心的那样 – 也是他一直对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的批判，权力一旦控制了技术，也就如同控制了国民经济本身，李老师在论文中批判的那种新疆农民的“小农意识”（公器私用）在政治上并不算错误，不止新疆农民和藏民，东部汉族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政府因素也很敏感，担心农业技术和投资的“大联合”会不会变相剥夺农民的个体经营权。我认为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即使像新疆和西藏那样农业技术和投资相对落后和分散的省份，农业的现代化，投资与技术密集化，实现大型机械和灌溉的联合也是大势所趋，农民不仅在技术上，而且投资的独立与分散性都与这个趋势产生矛盾，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提出“集体农庄”的战略构想，它在上世纪还只是受意识形态挟持的政治空想，若放在今天，起码在技术上逐渐具备了组建高度集约化人民公社的条件。不要忘记，新中国最初的援疆建设是靠大兵团屯田殖民起家的（与乾隆皇帝的政策如出一辙），原本是出于军事威慑的总体战略意图，无意间实现了整个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结构的大变革，大发展，只靠私人资本，新疆在几百年间还将停留在封建小农社会，生产建设兵团的最高追求也只是实现本地军民之“自给自足”，因为受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限（水土流失仍在加剧），新疆几乎没有可能成为东北那样的粮食生产基地，它的粮食生产主要为了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它应该只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商品价值，因此在建设昂贵的灌溉工程时，经济效益必须放在次要的位置。

是否要为沙漠化或邻近沙漠的城市修建引水灌溉工程，首先要考虑这些城市的经济能力能否负担这么高的投入，投资建设等效于局部或区域性的货币贸易，货币贸易的本质就是商品交换，加总这一地区全部产品和服务的劳动产出，然后计算引水工程在一个到几个五年计划内能不能提高区域经济总量。这里可能存在伦理和政治上的通盘考虑，比如工程投入与这座城市的粮食产值抵消，它的功能只是恰好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而且随着水土流失，区域经济衰退，人口增加等负面因素的膨胀，当引水灌溉的维护成本过高时是否应该果断放弃对这些城市的供给呢？毕竟单从经济学的立场分析，这笔建设和维护费用已经等效于“不良融资”，它显然会拖累新疆总体经济的发展。资源调整与人口迁徙是并行的，如果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类生存，我们就必须适时做出放弃经营某一个区域的痛苦决策，将贫瘠地区的少数民族整个迁徙到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在政治上会产生利比亚和苏联强制人口迁徙的糟糕联想，这两个国家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全，而非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制移民，从而种下日后民族分裂，内战，乃至最终推翻政府的祸根，如果新疆也存在类似的隐患，中央就只好将水利工程当做“政治投资”，而要在财政上做好长期亏损的准备。水利工程的费用也可算入能源开发的成本，比如钾盐，风能发电和石油开采地区的供水都必须坚决保障，务必做到资源合理配给和利用。

滴灌和喷灌技术要求集约化程度较高，农村个体经营模式不能与之适应配套，不要说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疆，就连河北河南，北京周边地区的农村都无法普及，只能在生产建设兵团中采用，或者将分散的农村统合起来，实行设备，资金，劳动的集中军事化管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新疆的节水和农业水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和民族问题，目前还找不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先在军队和最贫瘠地区实行，再慢慢向传统民族聚居区和农业经济大区推广。

新疆行省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社会后果是择水而居，人口流动性较大，不易受政策和经济因素的支配，政治后果是民族散列和社会矛盾加剧，资源分配的矛盾因汉族实业集团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了，使维族少数不满人群受到外国反华势力的鼓动和赞助，在维族聚居区散布“汉族政权开发新疆是为了掠夺当地资源”的谬论，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我上次去新疆考察时也见识到了维族与汉族火并的阵势，中央的政策始终是让汉族群众保持克制，这反而激发了汉民的不满，而掠夺资源的谬论也没有一个来自上面的，权威的反驳，这就使民族矛盾长期潜伏下来。我们对“民族”的定义是因共同的生活习惯，在同一地区长期生活而形成的一群体貌特征与语言相通人群的总称，首先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民在外貌和语言上存在相当巨大的历史差异，其次又由于资源的天然或政治导致的再分配形成了地缘政治差异，它是民族异化的一个副产物，主要表现在，哪怕在同一个城市 – 比如乌鲁木齐 – 中生活的两个民族的人民，也会因历史或自然情感形成各自的民族生活区域，这就使毛主席理想中那种派系间的“大联合”变得困难重重。

水资源管理的缺陷也就是技术的缺陷，而技术缺陷的更深层因素就是人性的缺陷，让当地人管理水资源当然是合理的政治主张，但在东部发达城市管理水平仍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想让新疆达到西方节水灌溉农业的管理，实际上是“经营”水平很不现实，节约用水尤其不能指望宣传教育妄想从群众那里“卡住” – 分配不能调控供给，盼望广大消费者提高觉悟，节约资源几乎是个永无止境且毫无保障的投资项目，到头来还是要指望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建设阶段完善相关配套工程，严抓专业干部的选拔和培训，这是个全国化的问题，据我所知，连新疆的很多不起眼儿的小岗位，由于报酬和稳定性都比较理想，还会夹杂很多裙带关系，靠请托由内地人奔赴千里来填补新疆职位的情况，也还普遍地存在，这与内地干部远调新疆工作，请托横行，严重脱离当地群众的政治腐败紧密相关。可以说，新疆的经济与腐败的“并行发展”都是由内地带动的，所以新疆经济建设和资源布局又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更为凸显出民族的，社会的，和政治问题了，双方何为主导因素，还没有找到一个客观的评定和审查标准。找不到标准很严重，因为民族矛盾与国际纠纷类似，小国和少数民族的利益总要为大国和多数民族让路，莫说新疆不可能在奉行中央集权和经济统制的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即便新疆真的能在一个类似联邦制的经济同盟中发挥近似于“区域主权”的政治力量，自治区的领导人也很难认清来自中央的哪些政策，也许是看似单方面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是具体保障还是伤害了新疆人民的利益。新疆自治在政治上过于敏感和复杂，汉族将之并入中华民族已超过两千年（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质疑‘中华民族’这个暧昧称谓的历史合法性，它被提出来也不过百十来年），援疆政策不是中共首创，只要欧亚贸易仍然有利可图，历代皇帝就都极力奉行，起码不反对，但只有乾隆皇帝能很好地调和帝国与新疆的利益和文化矛盾，还是政治，经济，宗教手腕并用，并且依靠强大武力几乎将南疆人杀光，才算事实上掌握了对新疆的决策权，中共入疆，平藏也是靠铁血政策，没有军事上的优势，中央对西部的“控制”，或者说战略调整就无非是一句空话，再好再公平的经济建设也很难取悦当地人，而军事威慑又反过来将一部分激进派推向西方殖民者的怀抱。青藏铁路未必不是对中亚国家的“战略展开”，因为只对新疆和西藏动武还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两地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和维护构成持续，长期，也许是永恒的威胁），要从根源上斩断两地与中东反华势力 – 多数是受西方操纵 – 的勾结，就要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找借口给境外反华势力以致命一击，从而在西，南，东南三个方向撕破美帝组织的“中国包围网”，我相信，地大物博的新疆会成为我们稳固的中亚战略杠杆。

农业技术改良与供需关系的内在矛盾是，从单纯建立在自然生产关系之上的半机械和手工的淳朴农业，转向为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需求为代价，甚至在资本化和产业化以后成为目的的农业资本主义。高强度的农业生产使生产力，劳动力和消费者三方结构都发生相应变化，农业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经济中的份额却不断下降，它直观地体现为世界城市人口在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农业被纳入经济和工业体系以后，它的增长速度再也赶不上工业的发展脚步，很多农业衰落的城市化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都已经超过农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这使得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沦为文明社会的寄生虫，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粮食，或者他们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百分之几，余者都靠进口，这种将农业生产与经济挂钩的政策使金融危机对世界农业体系的影响更甚，因为有些粮食大国的投资是从不产粮食的国家得到的，一旦这些向产粮国提供资金和市场的国家的主要行业，比如制造业，货币投资，旅游业和服务业的资产贬值，或者被其它投资国挤出市场，产粮国的资金链条就可能断裂，造成农民破产和双重通货膨胀，即，供给和消费下降，失业和流民人口暴涨，国家又缺少足够的资金恢复农业生产 – 几个，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链条一旦被斩断，很可能无法靠一个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实力得到恢复，倘若支撑区域经济的还是个农业大国和经济弱国，它就很难再负担这个地区的粮食和原料供给，除非区域外资本介入收购剩余粮食并增加投资，它就只有坐等破产。

粮食工业的超高速发展也使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比例畸形，农业经济地位下降，那些世代务农且生活状况已明显好转的人家就争先恐后将子女送进城市里的大学读书，毕业后返乡支教支农者寥寥；那些本就被富裕农民占掉了土地而沦为农村剩余劳力的，也纷纷涌入城市打工，幻想城市里的机会比农村更多，如此一来，可预见的后果是城市人口过剩，失业率与社会矛盾“并行”上升（注意不是同比上升，二者仍然主要受到不同规律的作用，社会学还不能完全纳入经济学体系里），而农村劳动力匮乏，这就迫使农村进一步引入大型机械生产，而使农村劳动力锐减，生产力的功能和形态也要发生变化，如果机械化农业增产出来的粮食不能满足向城市移动的那部分农村人口，城市供给就会中断，届时农村也将无法继续消化城市工业产品，从而造成市场和供给同时崩溃，在缺少外国资本干预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人口 – 此时也可能成为“难民” – 的流动状况是不可预期的。况且即使考虑外来资本，假设这个农业大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极为紧密，甚至处在领导地位（罗马帝国是经典和可复制的例子），但由于在危机爆发前世界资本流动应该已经处在相对饱和的状态，因为在商品和投资市场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缩减投资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一贯模式，即投资和生产过剩，可这并不表示自然资源和实际资本超过了现实需求，很多信誉很好的大企业也存在周转不灵的顽疾，丰田就是盲目扩张之后紧接着大幅缩水，事故频出的反面典型，如果连丰田这样的产业巨头的融资都可能是恶性的，那我有理由相信，一旦某个粮食大国因天灾人祸出现歉收并金融危机，它很可能无法及时得到外来资本的及时救助，更有可能外来资本对这个国家农业经济的注入已经超出那种资本本身的周转能力，凯恩斯的公式在这里瓦解，即大部分投资事实上沦为通货膨胀，或被动地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瞬间或渐次地化为乌有，因为资本预期的粮食产量严重缩水，货币是粮食产品的一般等价物，只有在货币价值与粮食价值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即每印出一元钞票都必定能买到与之等值的粮食），投资才是实在的，如果这时歉收导致产量减半，那么此前注入的资本也就只剩下一半的实际价值，此时的通货膨胀率近似等于50%。这是个最简化的模型，但它足以说明世界现有的工业与农业分工的畸形，以及城市与乡村人口比例畸形将使我们无法从不可预见的粮食歉收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及时振作起来，它很可能使一国，乃至一个区域贸易体的经济毁于一旦，在此意义上，农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不是下降了，而是终于被动地被推上一个空前的高度，人类驾驭它的难度也将是空前的。

美职篮新一轮的劳资谈判又给了我们一个观赏，玩味现代工资制度，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之关系以及它们对工人就业心理的影响的绝佳机会，感谢硬性工资帽的建议让我们能深入地分析劳资博弈实践，即使下赛季停摆，谈判在经济学上的价值也远远超过联赛本身的美学价值，所以无论是否停摆，球队老板们都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较为可观的贡献。

一般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由边际效益决定，这是兜了挺大个圈子以后得出的结论，而且它是更为数学化的结论，在长期上它可能是个绝对真理，但短期内，它在同一个经济周期的开始，高潮和萧条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尤其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还要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出生率对就就业率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改善或恶化，农业与工商业的交互作用，农业人口递减形成的移民潮，城市工业及其经济区，经济大区的联合或衰落，都对就业形势和就业心理产生不小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时候单纯考察边际效益是无意义的，它自己也由于极端复杂的交互因素的影响和震荡，而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量。我主张，“非自愿型失业率”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为可控，它本身就是个巨型的社会工厂，国家岂止能投入足够多的公共项目（即私有企业无法经济上无法负担，且不具备组织能力的建设工程），而且它要避免的是上的项目太多太广，形成短期内劳动力不足的灾难，我先前已经论证，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逆向逻辑，即使像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它的全部可用社会劳动也非常有可能被盲目“战略展开”的基建项目，瞬间消耗殆尽，从而造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评级下降和暂时的失业率上升会使价格效应扭曲，就业减少造成工资产品价格上涨，工人购买力下降，它等效于实际工资降低，因为实际工资受到物价指数的直接影响，这时候如果单方面考察西方学者对边际效益上升将导致实际工资上升的理论假设，萧条就会产生在同一个时期，甚至相关行业内实际工资既上升又下降的怪论。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发生，究竟有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是决定实际工资上涨还是下跌的唯一因素，在非危机背景，或无法确定危机波及范围的情况下，暂时的就业下降的确能提高就业员工的实际工资；而在危机引爆之后，即使就业率暴跌将刺激边际效益上升，但由于总体经济的疲软，工资品价格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边际效益的上升率，其综合结果一定是实际工资的下降，如果工人们能理解这个必然的结论，他们就不会受到工会的欺骗去努力提高货币工资了，因为货币工资的上升比率一定远远小于实际工资的下降比率，显而易见，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是比GDP更为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参量，国家必须优先确保资本家能在本质上是“资本缩水”的金融风暴中继续获得稳定的，乃至比繁荣时期更高的投资回报，国民经济才有希望重新振作起来，如果企业纷纷破产，国民资本体系瓦解，再多的劳动力也再无用武之地，劳动力的瞬间市场价值是零，国家怎么可能以牺牲幸存资本为代价，去照顾没有价值产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呢？

如果劳资谈判破裂造成下赛季美职篮联赛停摆，它就要被归入“自愿失业”的范畴，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要由劳方独立承担。这一轮谈判的直接起因并不是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使其生活得不到合理的保障，而是多支球队形成所谓“三巨头”的球员寡头同盟，他们既想更轻松的获得总冠军 – 夺冠将提升球员的市场价值，又不想降低货币工资（冠军效应将使球员的实际工资大幅上涨，弥补货币工资下跌的损失），超出工资帽那部分总工资产生的奢侈税转嫁给资方，所以工会向资方施压的总后果就只能是，一旦谈判破裂，资方将承担停摆所造成经济损失的主体部分；如果资方接受工会的主张撤销硬性工资帽，由资方单独支付的奢侈税就等于是对球员实际工资的变相抬价，而这种在受到金融风暴影响，总利润已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的用政治手段哄抬劳务价格，只是由少数拿顶薪的贵族球员的自私贪婪造成的恶果，他们挟持工会，以全联盟大部分中产和小资“非发达”球员的工作权利为要挟资方让步的筹码，除非工会退让，其它任何一种选择方案都将单方面损害资方的利益，它从侧面展现出美国工会制度的特别卑鄙无耻，和对国民经济的肆意摧残。